【学者新论】杜冲霄、白雪秋：劳动、消费的当代异化及其扬弃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09-22

杜冲霄白雪秋：

劳动、消费的当代异化及其扬弃

摘要：当代异化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本文首先通过对虚假需要、虚假幸福的分析，揭示异化消费的机理，从而彻底地明确了这种消费的异化本性。在此基础上，本文继续讨论了当代异化的主要特征，并据此阐明：当代异化必然造成精神痛苦的不断积累，这正是它的反动性所在。精神痛苦成为当代异化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扬弃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异化；当代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异化的扬弃

白雪秋

杜冲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考察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饱受奴役的现实，提出了异化劳动思想，把对“异化”的研究从思辨领域引入了对社会现实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由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制度造成，它使工人阶级“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1]，并终将促使工人阶级揭竿而起，终结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扬弃异化劳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马克思、列宁之后，资本主义又继续存在了近百年。伴随着这近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据世界银行数据，从1981年到2015年，按每天1.9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世界贫困人口比例从42.2%下降至10%[2]。而美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以高收入水平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3]。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1]，人们似乎沉醉于“抑制性的满足”[4]，异化问题似乎不再重要了，与此相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也似乎丧失了动力。

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并没有减轻，而是进一步加深，远远超出了异化劳动的范围。例如，以高兹为代表的学者追随马克思的思想轨迹，在继承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基础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异化——“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是指无产阶级在消费过程中也陷入了异化，即在不断增长的消费中被蒙蔽，有消费而无幸福[5]。事实确实如此，在早已成为消费大国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的物质享受水平很高，但生活并不幸福。当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抑郁症患病率均很高，可以作为明证。①

但是，“异化消费”概念面临着理论上的难题：不管消费过程是否受到外界影响，就一般意义而言，消费始终是消费者自己的行为，而且，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也获得了相应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异化”从何谈起？换言之，既然在“异化消费”中，人们确实产生了对目标商品的需要，而在“异化消费”之后，也必定感受到了某种意义的“满足”——这是“异化消费”现象稳定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何谈痛苦，何谈异化？对异化消费的理论分析必须回答这一问题，否则，对异化消费的批判就站不住脚。

此外，对当代异化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异化消费”，还要在弄清“异化消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当代异化的全貌，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当代异化的实质，进而探讨其扬弃的方式。

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将在厘清虚假需要、虚假幸福两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阐明异化消费的机理，使对异化消费的批判站稳脚跟。第二部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异化的当代形态，阐明其核心特征。第三部分将进而讨论当代异化的扬弃方式。

一、虚假需要、虚假幸福与异化消费

要说清异化消费何以异化，就必须说清导致异化消费的虚假需要，以及异化消费后产生的伪满足感——虚假幸福。而只有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才能找到虚假需要、虚假幸福产生的根源。

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后，生产能力已经提高到可以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要的程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传统的商品市场趋于饱和，这使得以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为载体的资本积累遭遇瓶颈。因此，只有制造出源源不断的消费，才能继续进行源源不断的积累。而只有不断开拓新的需要，才能制造新的消费。因而，虚假需要和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商品应运而生。

虚假需要是马尔库塞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提出的。按照马尔库塞的本意，虚假需要并不是虚无、不存在的需要，它的第一个规定性是“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6]，即满足后也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而是徒增痛苦；其次，马尔库塞还指出，这种需要是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灌输给人民大众的[7]。其实，虚假需要的这两个特性之间是存在着必然联系的。正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出于盈利目的制造灌输给他人的，所以才“不能带来幸福”，至多只能带来“不幸之中的欣慰”[8]。

与虚假需要相适应的商品也与传统商品有着重大的区别。这是因为，为了给人们灌输虚假需要，相应商品必须具备一定的噱头，这个噱头的核心就是引人注目的概念。比如，房地产公司将“错层式家庭住宅”作为其房产商品的核心概念，进而通过广告工具，使人们产生对该商品的需要。事实上，与其说人们产生的是对商品实物的需要，不如说人们实际产生的是对其核心概念的向往，这是虚假需要的虚假性、灌输性所必然引起的结果。因此，与虚假需要相适应的商品是“概念商品”，这类商品的核心不是实物或服务，而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概念，比如马尔库塞所援引的“错层式家庭住宅”[9]、“豪华的放射性尘埃掩体公寓”[10]等等。对于这种商品而言，科技的创新、实物的生产、服务的提供都居于次要地位，服务于其概念的设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尔库塞是根据虚假需要满足后的效果来描述它的。但是，这还只是对经验事实的概括，并没有明确虚假需要在人们头脑中生成的内在机制。而要弄清这种需要到底是怎么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从而说清它为什么在满足后依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必须要借助心理学。众所周知，马尔库塞曾经引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为其发达工业社会批判奠基，但弗洛伊德心理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对认知心理的研究较浅，明显的泛性论色彩使他对人的社会性理解肤浅[11]，片面强调本能冲动以致对意识之外心理层次的认知性和创造作用认识肤浅[12]等等，这使得它不能胜任批判虚假需要乃至当代异化的任务。为了继承和发扬弗洛伊德立足把握人类个体心理整体结构的学术理念，同时克服其理论的若干缺陷，并吸收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之后心理学家的优秀成果，杨春时创建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13]。我们将以杨春时的理论为基础展开对虚假需要与当代异化的内在机制的研究。

所有概念商品生产商都宣扬自己的商品能让消费者幸福。但是，自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以来，无产阶级痛苦的主要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资本家真的要给人幸福，那么他们就得终结资本主义制度，从而终结异化劳动、扬弃异化。但是，这显然不是资产阶级的目的，他们只是想通过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来牟利。因而，广告业成了当代资产阶级重视的行业，它的任务就是使人们相信概念商品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从而产生相应的需要，进而通过不断购买概念商品，为资本积累服务。因此，广告总是将鲜活的意象灌输进人的非自觉意识，使人们首先在非自觉意识层面产生对该商品的向往，经自觉意识反思后就可以形成自觉意识层面的意向：某商品就是好，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某饰品能使爱情永恒”、“某豪车能带来尊严”、“某别墅能带给人田园诗一般的生活”等。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人们甚至并不知道这种商品真正“好”在哪里，因为只要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将概念商品的核心概念与幸福建立起了肯定的联系，广告就完成了使命，接下来，资本家只需要守株待兔了。从而，广告的轰炸使人们在被灌输进非自觉意识中的一系列虚假而鲜活的意象的驱使下，偏离了终结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扬弃异化劳动的道路，转而寄希望于在概念商品的消费中获得幸福。这就是虚假需要产生的机理。

虚假需要只是人们在虚假意象不断浸染下在自觉意识层面形成的需要，人们自以为相应的概念商品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因而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满足这样的需要并不能从必然意义上带给人真正的幸福，因为幸福的发生、发展和消逝有其自身的规律，违背这些规律就不会带来幸福，甚至可能带来痛苦，而资本家制造虚假需要和概念商品并不会考虑幸福的规律，因为他们要的只是盈利。如果考虑到虚假需要在全社会泛滥的现状，那么没能力消费一个受人追捧的概念商品的人甚至要背负舆论压力，并要为得到足够的薪酬以满足虚假需要而接受更多剥削，忍受更多竞争带来的痛苦，那么，虚假需要带给人们的几乎必然是痛苦。

然而，在非自觉意识体验着痛苦的同时，自觉意识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某商品能带来幸福，现在我有了这种商品，因此我比以前更幸福，或者说，我比没有它的人更幸福。然而，在幸福问题上，自觉意识的结论没有意义，因为幸福与否是直观的，属于非自觉意识的体验，相比而言，自觉意识的结论充其量只有自我安慰的心理暗示意义，不能替代非自觉意识的真实体验。因此，在消费概念商品后，就产生了非自觉意识体验不到幸福，而自觉意识却能论证自己很幸福的矛盾局面，即马尔库塞所谓的“不幸之中的欣慰”。因为不幸是本质，而“欣慰”只来自自觉意识无意义的论证，因而这种“幸福意识”是虚假的，我们称之为虚假幸福。

有了虚假需要与虚假幸福两个概念，概念商品消费的整个过程就昭然若揭：资本家通过广告等手段，使消费者误认为概念商品能够带来幸福，从而产生了虚假需要，在消费了相应的概念商品之后，消费者一方面在非自觉意识层面体验不到真正的幸福，另一方面还在自觉意识层面觉得自己应该幸福，并在这种昏昧中帮助资本家完成了资本积累。

这种消费无疑是异化的，因为消费者在这样的消费中遭遇着不幸，却由于自觉意识的错误判断而“自愿”成为被资本奴役的、为资本积累服务的工具。因此，我们称对概念商品的消费为异化消费。并且，较异化劳动而言，异化消费是一种更为反动的异化，因为它使消费者在饱受异化痛苦的同时还自认为未异化。更为悲哀的是，人们在没有认清自己是异化消费的受害者时，还会寄希望于通过新的异化消费来解脱以往异化消费带来的痛苦。于是，在这种南辕北辙的循环中，幸福的希望始终渺茫，不幸却如滚雪球般不断积累。

二、异化的当代形态

无产阶级从异化劳动中挣得工资，又在异化消费中花费工资。因此，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是当代异化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异化消费的不断膨胀以及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的相互作用，使当代异化空前加深，具有空前的反动性。这种反动性集中体现在：其一，人们的生活——无论劳动还是闲暇——都已被异化，其二，人们在非自觉意识层面饱受异化之苦的同时，却可以从自觉意识中反思出相反的结论——生活越来越幸福，起码越来越接近幸福。人们在非自觉意识与自觉意识的割裂中为虚假的幸福而奔波，守着自觉意识的“成就列表”饱受痛苦的煎熬。并且这种痛苦有一个特点：它并不是由于物质的匮乏引起的痛苦，而是“有物质而无幸福”的痛苦，所以，我们称之为“精神痛苦”。

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刻画当代异化的特征：

首先，异化消费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它具有广大的市场，这使得人们饱受精神痛苦折磨。人们在异化消费中消费概念商品，而概念商品兜售的是“能带给人幸福”的概念，即作为“幸福的象征”的符号[14]，所以，只要设计得当，资本家可以不断创造出新的受人追捧的概念商品。并且，资本家还可以不断售卖概念商品的升级版，使消费者在商品使用寿命还未结束时就急于购买新版，从而使概念商品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与此同时，不同资本家还可以共同构筑外延更广的“幸福概念”，从而使消费者只有买齐若干种概念商品，才觉得达到了“幸福的标准”，这种“连环计”使异化消费更加泛滥。鲍德里亚所谓“符号-物”的体系化，就是指这种共谋关系，而鲍氏批判的“现代家庭”商品群正是这种共谋的一个经典例子[15]。异化消费沿着上述路径不断膨胀，使人们的生活变成了不断追逐概念商品的过程。眼花缭乱的商品世界背后，是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南辕北辙而又疲于奔命的人们。

再者，更重要的是，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相互支撑使得当代异化进一步加深。正因为异化劳动使人们在劳动过程中被奴役，因此异化消费才能打着“给人幸福”的旗号大行其道。从这个角度看，“异化消费刺激和支撑异化劳动”[5]。同时，异化消费成了无产阶级实现“幸福”的寄托，即成为异化劳动的“意义”。这一方面是缘木求鱼的悲剧，另一方面又为资产阶级加强剥削提供了前提。异化消费的泛滥还造成进一步的观念混乱——由于“幸福的标准”由资产阶级制定，那么一切异化劳动就可以“合理化”：异化劳动就是“奋斗”，在竞争中胜出的工人贵族成了英雄；被资产阶级剥削是幸福的，因为拿到了工资就可以消费“带来幸福的商品”；一个仍处在异化劳动中的工人贵族是幸福的，因为他消费得起足够多的概念商品，达到了“幸福的标准”……这使得当代异化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与异化消费相同的性质：人们在非自觉意识饱受异化劳动之苦的同时，在自觉意识层面却觉得并未异化，甚至还在不断接近成功。因此，这种自觉意识与非自觉意识的背离不再仅仅是异化消费的特性，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代异化的共性。换言之，当代异化区别于以往异化的鲜明特性在于：在非自觉意识中饱受精神痛苦的折磨，而在自觉意识层面却觉得自己并未异化，活得很幸福。

此外，由于资本家是世界上最有财力享受概念商品的人，所以，他们也被看作最幸福的人。从而，资产阶级的教导也就随之被视为瑰宝。这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变得空前便捷。而这种意识形态本身是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也使人们安于劳动与消费的双重异化，进而变相加重了异化的痛苦。

异化消费的不断膨胀以及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的媾和，使得当代异化无孔不入，人生变成了异化的长跑。痛苦俯拾即是，但同样俯拾即是的是灌输进人们自觉意识中的各种各样的概念、判断、推理，它们授命于资产阶级，将痛苦解释为“幸福”，并指引人们向着更遥远的“幸福”奔去。然而，对于“我是否幸福”这个问题，自觉意识的判断不能代替非自觉意识的直观感受，而后者才是人们的真实体验。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固然能将人生异化为一张好看的简历，却只能用虚假的幸福阻遏痛苦的积累。故而，在当代异化空前深化的同时，精神痛苦就绵延成了人生意义的丧失。迷茫不再是青春期的专利，而是与漫长的人生相伴随，它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通病。

然而，仅仅认识到当代异化的反动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找到当代异化的源泉。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异化并非无源之水，它与传统的异化劳动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并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当代异化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无产阶级的既有思想观念使当代异化具有可能性，而资产阶级则出于盈利和统治的目的，将这种可能化为了现实。

无产阶级在当代异化中的作用并非显而易见，但不应被忽视。客观地讲，无产阶级既有的思想观念为虚假需要的植入准备了土壤。资产阶级正是针对无产阶级在思想观念上的一系列弱点设计了虚假需要。比如，无产阶级的有产渴望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倾向为一系列的异化消费提供了观念的前提。而无产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饱受精神痛苦折磨却并未揭竿而起，也是由其既有的思想观念水平决定的。由此可见，当前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也是当代异化得以稳定存在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在第四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当代异化的折磨下，无产阶级必然能够痛定思痛，提高自己的思想观念水平，从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当代异化的终结者。

相比而言，资产阶级在当代异化中扮演的是主导性的角色。当代资产阶级出于盈利和统治的需要，制造并向全社会灌输了大量的虚假需要及为其盈利服务的扭曲思想观念，这些都是当代异化的源泉。

三、当代异化的扬弃方式

明确了当代异化的特点及来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其扬弃方式。首先需要考量的，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异化劳动使工人阶级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尤其在经济危机期间，工人往往在失业中被抛入贫困的谷底。因此，只要无产阶级不想饿死，就得揭竿而起，进而终结产生异化劳动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终结异化劳动。从这一角度看，马克思所谓“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6]是显然的。但是，后工业社会恰恰取消了上述前提——无产阶级不再面临着不革命就得饿死的选择。那么，既然终结当代资本主义貌似缺乏动力，那么扬弃作为其必然产物的、带有强烈欺骗性的当代异化是否还有可能呢？

答案是肯定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恒存在下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将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自我否定，与此同时，当代异化也将被扬弃。而这一扬弃的必然性，就蕴含在当代异化的过程中。如果说不革命就得饿死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异化劳动自我扬弃的动力，那么日益加重的精神痛苦就构成了当代异化，从而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扬弃的动力。的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但它是一个匮乏幸福并且制造痛苦的社会。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能力使其在与封建制度的对抗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创造幸福方面的低能将埋葬它自身。

然而，当代异化的突出特点在于，人们在遭受痛苦折磨的同时，在自觉意识层面却认为未异化，甚至认为自己活得相当幸福。那么，虚假幸福是否能够阻遏精神痛苦的力量，使当代异化一直延续下去呢？如上所述，精神痛苦产生于非自觉意识中，而虚假的“幸福意识”产生于自觉意识中。当代异化能否扬弃取决于两者中谁居主导地位。而在人的心理结构中，恰恰是非自觉意识居主导地位，“非自觉意识作为创造性意识总是打破自觉意识的 ‘范式’，形成革命性的知识”[17]。因此，不断积累的精神痛苦将最终突破自觉意识中由外界灌输的概念、判断、推理织就的欺骗之网，使人们能从自觉意识层面反思到自己的精神痛苦，并逐步厘清精神痛苦、当代异化的根源，从而在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调整、提高自己的思想观念水平，最终使得以通过制造当代异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再无复生的可能。

在这一扬弃过程中，人们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创造幸福的规律，这蕴含在人们思想观念水平提高的过程之中。事实上，正是无产阶级对于“如何才能活得幸福”的盲目使得虚假需要、当代异化能够大行其道。物质生产能力强不等于创造幸福的能力强，当代异化的现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类终究要为自己创造幸福，而不是一味地追逐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但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一定的物质生产始终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前提，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的产物，即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是如此；并且，得到良好控制的物质生产同样能够、也应该为创造幸福服务。

故而，当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意味着人类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向以创造幸福为中心转变的开端。这当然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相一致，因为对一个成熟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如果达不到从必然意义上消除经济危机、实现按劳分配等标准，也就不能实现创造幸福的目标。与此同时，这也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远景相一致。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与高级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桥梁，理应在祛除资本主义社会糟粕的基础上，具有高级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即已经开始从强调物质生产转向强调创造幸福，为将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当然，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还要结合各国的国情，设计独具特色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该社会的历史使命。

讨论当代异化的扬弃，还不能忽略其中一些合理因素的保留。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负面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的，似乎谈论其合理因素的保留并不恰当。但对于导致异化结果的诸多手段而言，只要不违反能为人民幸福服务的原则，就可以也应该保留下来。比如，当代资产阶级为营销而探索的种种心理经验，都可以为更好地创造本真的幸福服务。又比如，当代资产阶级为人们植入虚假需要的能力，可以成为宣传、教育的有效工具，以便引导人们更好地实现幸福……

当我们明确了当代异化的扬弃中将祛除、发展和保留的成分，就会更加明确当代异化的反动性及其扬弃的必然性。其实，当代异化与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过程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作为当代异化必然后果的精神痛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动力，而我们的上述讨论只不过是对这一扬弃过程所遵循路径的初步勾勒。

四、结论

当代资产阶级制造并向人们植入虚假需要，并继而销售大量概念商品，使人们陷入异化消费之中。人们在异化消费之后，满足了虚假需要，产生了虚假的幸福意识：一方面在非自觉意识中体验不到幸福，另一方面却可以在自觉意识层面论证自己的幸福。这种“幸福”的本质是不幸。因此，异化消费确实是一种异化，它是当代资本主义在物质生产能力达到较高水平、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要之后所必然导致的一种异化。

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是当代异化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在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的相互影响下，当代异化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使人们的整个人生都陷入异化。并且，这种异化也与异化消费一样，一方面使人们在非自觉意识中体验到切实的痛苦，另一方面使人们在自觉意识层面感觉颇有成就，从而在虚假幸福的吸引下陷入南辕北辙的异化长跑。

当代异化必然造成精神痛苦的持续积累，并将在精神痛苦的积累下发生扬弃，它的扬弃必然同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这一扬弃将在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水平提高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匹配的水平，这其中必然蕴含着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创造幸福的规律，从而使得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继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合理因素的同时，还能够自为地为人民幸福服务。

当代异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的动力。因而，继续深化对当代异化及其背后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对于研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走向，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发布的报告称，全球超过3.5亿人受抑郁症困扰，约占全球人口的4.6%（https://www.who.int/topics/depression/zh/），而根据世卫组织2015年数据，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抑郁症患者比例很高，其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均为5.9%，并列世界第二，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德国为5.2%，法国为4.8%，加拿大为4.7%，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英国为4.5%，日本为4.2%，仅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http://apps.who.int/gho/data/view.main.GDO2109v）。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7.

[2]见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DDAY?end=2015&locations=1W&start=1981&view=chart.

[3](美)丹尼尔·贝尔，高铦.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434.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刘继.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8.

[5]吴宁.消费异化·生态危机·制度批判——高兹的消费社会理论析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4).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刘继.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6.

[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刘继.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6.

[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刘继.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6.

[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刘继.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9.

[1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刘继.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77.

[11]叶浩生.心理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95.